母体说使用协议
母体说的诊断顺序必须是：先确认自己是否拥有解释权限，再指出具体误认机制，而非用"没看懂"搪塞，最后确认该对象是否属于可拆解范围，以及是否已到该停下的时候。任何一项不成立，都不得启动"误认→托管→校准"诊断。
一、可证伪公理
母体说不得以"对方没有看懂""境界不够""尚未觉醒"等无法检验的说法，替代对具体反例的回应。任何"误认"判断，都必须明确指出：被误认的对象是什么；它原本属于哪一种接口、角色、工具或剧场结构；误认发生后，哪一种判断权、意义权或主控权被托管；通过什么现实证据，可以判断这一机制确实存在。
如果无法指出具体机制，就不能以"没有看懂"结束讨论。此时只允许三种处理：承认反例成立；承认现有模型不足；暂停结论，继续拆解。
母体说必须允许某些对象不需要被校准。并非所有强烈认同、痛苦、关系、信念或意义都来自误认；有些经验就是角色生命中真实发生、真实承担、无需被还原成接口错误的事实。
如果一套理论能够把任何支持它的事实解释为证据，又把任何反对它的事实解释为"对方尚未觉醒"，它就不再是认知工具，而变成了自我保护系统。
二、解释权限公理
母体说的诊断语言，默认只用于自己。任何人可以用"剧本自选""角色体验""误认""托管""校准"等语言，回望和解释自己的经历，但不能未经邀请，将这些解释强加给正在经历痛苦的他人——不能用它解释他人的苦难、安慰刚失去重要对象的人、淡化施害行为、要求受害者尽快释怀、暗示痛苦是其灵魂主动选择、将现实责任转化为所谓更高层意义。
同一句话，由经历者自己说出，与由他人替其说出，伦理性质完全不同：经历者用它回望自己，可能是在恢复意义；旁观者用它解释别人，可能是在夺走申诉权。
剧本层可以解释可能性，角色层必须结算责任。
对内可用，自我诊断无需授权；对外诊断他人，必须获得邀请。
真正的清醒，不是看见别人都在误认，而是首先发现，自己是否正在借"清醒"取得解释别人的权力。
三、作用边界公理
母体说能够拆解的，主要是被社会、制度、文化、角色和叙事分配的意义——哪些价值来自社会评价，哪些羞耻来自角色脚本，哪些义务被包装成天命，哪些工具被误认成了本体或救主。
但母体说不能预设，所有爱、依恋、悲伤和失去，都只是社会灌输的结果。社会可以规定一个人应该如何表达悲伤、应该为谁牺牲，也可以利用亲情、忠诚、孝道实施托管——这些被分配、放大和劫持的意义，可以被拆解。但当人与一个具体生命已经共同生活、共同记忆、共同承担，并形成真实依恋之后，失去所带来的痛苦，不应被轻率归结为"角色误认"。
母体说是一把拆解社会意义分配的刀，不是一把拆解依恋本身的刀。
它能问"为什么社会要求你以这种方式爱"，但不能得出"所以你的爱本身不真实"；它能问"谁利用了你的悲伤"，但不能得出"所以悲伤只是被灌输的幻觉"。
有些东西可以被校准，却不能被取消；可以被重新安放，却不能被解释掉；可以不再托管主控权，却仍然值得被爱、被哀悼、被记住。
四、停止条件公理
当可识别的社会意义、角色义务、制度压力与解释托管已经被拆除，而对具体生命的依恋及其痛苦仍然存在时，母体说必须停止继续诊断。不得因为痛苦没有消失，就推定仍有更深层误认；不得把情绪归零视为校准完成的必要证明。
停止不是模型失败，而是模型拒绝越权。
（与第三条的区别：第三条规定哪一类对象不可拆——范畴判断；第四条规定拆解动作何时必须收手——过程判断。少了第四条，第三条会被"再深挖一层说不定还是误认"这句话绕开。）
总约束
母体说的诊断顺序必须是：先确认自己是否拥有解释权限（公理二）→ 再指出具体误认机制，而非用"没看懂"搪塞（公理一）→ 最后确认该对象是否属于可拆解范围，以及是否已到该停下的时候（公理三、四）。任何一项不成立，都不得启动"误认→托管→校准"诊断。
人在面对苦难、关系、宗教、经典与AI时，
仍然保有解释自己的权利，也保有不被别人过度解释的权利。